政哲小译丨大卫·洛文塔尔回忆列奥·施特劳斯（上篇）

政哲小译丨大卫·洛文塔尔回忆列奥·施特劳斯

导言

大卫·洛文塔尔（David Lowenthal，1923年2月1日-2022年4月28日），著名政治哲学家，博士毕业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受教于列奥·施特劳斯。去世前为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荣休教授。洛文塔尔生前著有多部专著，包括《亚伯拉罕·林肯的心灵与技艺：哲人政治家》、《莎士比亚的思想》、《莎士比亚与美好生活》等。另外，洛文塔尔也曾英译了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等政治哲学经典。

本文为洛文塔尔教授于2013年1月接受的访谈，访谈者为斯蒂芬·格雷戈里（Stephen Gregory），访谈原文逐字稿刊于芝加哥大学列奥·施特劳斯中心（Leo Strauss Center）网站（英文逐字稿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阅）。在这篇访谈中，洛文塔尔教授回忆了自己与列奥·施特劳斯相识的经历，探讨了施特劳斯对于教育的理解，同时也谈到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方法等内容。

访谈中译稿篇幅较长，因此我们将文稿分为了上、中、下三篇。本次推送为上篇。在本部分涉及到的主要访谈内容有：1、洛文塔尔与施特劳斯结识的经历；2、施特劳斯的教学风格；3、施特劳斯与其学生的关系；4、其他轶事。需要注意的是，原访谈稿中并未分为三个部分。

“政治哲学研究”公众号此前已编译了该系列访谈中哈维·曼斯菲尔德和维克托·古热维奇的两篇，详见：（1）哈维·曼斯菲尔德回忆列奥·施特劳斯 （2）维克托·古热维奇回忆列奥·施特劳斯。

译校者简介

译者：周之为，中南大学哲学系本科在读，即将入读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硕士（政治理论专业）。

校对：赵宇飞，波士顿学院博士在读（政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硕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理论专业）。

正文（上篇）

（除特别说明外，文中脚注为原文所加。文中的中括号[]代表译者根据中文习惯，为了表意清晰所增添的语词。）

斯蒂芬·格雷戈里：我现在正坐在荣休教授大卫·洛文塔尔的书房里。今天是2013年1月21日，星期一。大卫，感谢你允许我过来。你一开始是怎么认识列奥·施特劳斯的？

大卫·洛文塔尔：纯属偶然。我当时正等着入读耶鲁历史系的研究生院，想打发时间。我听说新学院（New School）是个有趣的地方，所以我注册成为了那里的（研究生）学生，但没有打算留下来；然后完全偶然地选了一个叫列奥·施特劳斯的人的课，我当时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就这样我第一次上了他的课。

斯蒂芬·格雷戈里：你还记得那堂课的内容吗？

大卫·洛文塔尔：我记得那门课研究了三篇简短的柏拉图对话录，其中包括《申辩篇》和《游叙弗伦篇》。它开得很像一门讲座课，并且根据我的记忆，课上没有几个学生。这就是我跟随列奥·施特劳斯学习的开端。

斯蒂芬·格雷戈里：他是怎么教授那门课的？

大卫·洛文塔尔：通过通读对话，你知道，逐字逐句地。他课上既带着英文本也带着希腊文本，并且会时不时地更正（英文）文本。在读了一小段后，他会尝试着说明它们的意思并展开论证；而这真成了一种论证，他会代入柏拉图或者说苏格拉底的心境来解读文本。就是这样。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对于作为学生的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我之前在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有过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特别是教历史的老师。但是[施特劳斯的课程]不仅仅是原本意义上的那种传递并分析信息的教学，而是类似于随着柏拉图一起思考，并一起推理（reasoning）。我当时第一次被引导着去推理，去考虑其它可能性，这种感觉把我震惊到了。所以自那以后——好吧，自然而然的，我之后就想尽可能地多选施特劳斯的课。

斯蒂芬·格雷戈里：这是一件很不同寻常的事。你当时正等着一个研究生项目的录取；你之前有过很好的老师，但是你之前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见过推理。

大卫·洛文塔尔：真是这样。这么说听起来很蠢，因为毕竟除了推理之外，教育里还包括些什么呢？但是很大程度上，标准的教育是一种阐述，它灌输给你一些事实并且让你去思考它们，[思考]事物的原因。但是在[施特劳斯]这里，[教育是]思考人类问题（human problem），我们都能直接感觉到的重要的人类问题，是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展开所有可能性，并用日常事例来思考它们。施特劳斯在这方面做得很妙。

偶尔他还会使用电影里的事例。他喜欢熬夜看西部片——这一点我当然是听说的。他时不时会蹦出几个你可以在电影里找到的表述，但这是为了阐述文本里的某些东西。这样一来，柏拉图就变得活灵活现了。我指的是，就好像是我们正与苏格拉底坐在一起。这想来就是描述[这种教学方法]最好的方式了吧。这种教育体验某种方面上就感觉是你在对自己说：噢，你的教育才刚刚开始；来吧，尽管你是一个高年级的研究生，但你的教育才刚刚开始。

▲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斯蒂芬·格雷戈里：19——你还记得你大概是哪一年上的这堂课吗，你上的第一堂他的课？

大卫·洛文塔尔：应该是在1945年，或者46年，大概就是那段时候。我之前在马里亚纳群岛的空军服役，在其中的提尼安岛（Tinian）。我当时实际上看到过艾诺拉·盖号（Enola Gay）[1]停在机场的另一端，但我那个时候不知道那是艾诺拉·盖号，也不知道它当时停在那儿干什么。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我们部队被转移到了菲律宾。不久后我就复员回家了，再不久后我就萌生了想要去读研究生的想法。所以大概1946年应该更接近那个时候吧，我想新学院的档案可能会指明他当时上的哪门课。但再重复一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

斯蒂芬·格雷戈里：这些[档案]是可以调取的，没错。你知道，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讲义里——我指的是，第一个课堂讲义是从1954年开始，接着是56年。他是49年开始上课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他的讲义里有一个相对标准化的[教学]方法：一般他先会对作品的重要性以及其语境做一个总体介绍，然后他会以朗读简短段落开始，并对每段话进行评述。接着在他研读文本的时候会要求学生提问。听上去在这堂讲座里——在1945年关于几篇简短的柏拉图对话的所谓讲座课上，他已经在做类似的事了。

大卫·洛文塔尔：好吧，我当时才刚刚入门，以至于无法完全领略他的方法。但是我知道在那以后我又上了几门他的研讨课，规模更小、互动更紧密，我记得很清楚他是怎么上研讨课的，跟你提的方式几乎一样。经常会有学生对当天的阅读材料进行报告——你知道的，斯宾诺莎或什么的。所以学生就报告，施特劳斯就对报告进行一些评述，然后他会转而——他在纸板上草草地写了些笔记——他会自己做一些之后会参考的小笔记，这些笔记能够确保记录下一些东西。然后他会一点一点地仔细处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更多是从文本中挑出来的，而不是从报告里。从某种方式来说，他就像重新开始[处理文本]了。学生会展示一些东西。他会进行评述，然后对文本重头进行考察并尝试梳理出它的内涵，重要的时候就引述。当然有人可能会问一些问题，接着就会有很多对话。我记得我自己就问过一些很蠢的问题。

斯蒂芬·格雷戈里：他是怎么回应你那些愚蠢的问题的？

大卫·洛文塔尔：他总是非常友善，有时也很幽默。你可能记得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男人最合适结婚的年纪是相当大的。你知道的，不是二十多岁；我记得实际上快四十岁才是最合适的年纪。所以有一次我问，那他在此之前应该做些什么，我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回答，这回答我怕我不能——我是记得的，但是我不能说出来。（笑）这个回答并非猥琐，而是一个我当时看来很有趣、很震惊的回答。但他有时会——你知道的，你问他一个搞笑的问题——他从来不会取笑你。他从来不会取笑问问题的人。曾经有个——他有时候甚至会要面对激进的相对主义者，激进的现代主义者（modernist）之类的人。他会一直跟他聊，你知道的，那个人会一直反驳，然后施特劳斯就仅仅是一直跟着他聊，并且从来都不会采取一种专横的方式，这真的让我敬佩不已。这就像他的作品一样，施特劳斯总会给他的反对者提供一个比他们能够作出的更好的论据。你知道的，这很常见，因为他并不只是急着想要赢得和某个人的某次争论（an argument）。他想要赢得争论本身（the argument），这使得他总是直面某一特定的观点。

所以在这许多课中的一两次课里，施特劳斯会来到课堂然后说他想要纠正他之前的某些东西，他可能在某个特定观念上过于激进了，所以经过反思他想要跟我们一起重新考察这个观念。自我纠正。在我的记忆里这很罕见，当然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会考虑这么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在某些地方上过于激进，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对于一个观点的强调超过了它本应受到强调的程度。

当然，就像你提到的那样，他一般会以谈起他要对付的两大观点开始：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然后从某种方式来说还有实证主义。但是——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当时活生生的思潮。我的意思是，我本科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你知道的，我记得[当时]举过太平洋岛民的例子，他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等等。施特劳斯，他的回答是多么的——后面看来这很合理，但当时这是有点令人震惊的。他说：“你从道德规范存在差别这一事实得到了什么结论？难道不可能是其中有些比其它的更好，有些比其它的于人类而言更相宜？比如说食人传统呢？你会把这当做一个真正的[道德]可能性来考虑吗？不会。”

所以不久后，那些有学习能力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无法辩护自己的理念。但是每个上他的课的人一开始都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或者相对主义者，因为这是当时的支配性观点。当发现有人不接受这个观点并且愿意向你展示这个观点的缺陷时，这一开始当然是令人震惊的。但是仔细一想，你又什么都做不了，你懂的，他就像把你抓住了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经历：对历史主义的拒斥——当然是对它最原始的形式的拒斥——让每个人听到时都很有感触。你知道，他们会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会相信这个观念如此之久，而这里明明有一个如此合理的答案？

但无论如何，他经常会这么开始他的课程——我想这是你之前提过的——以展示当今时代的问题开始，真的，然后再深入事物本身。

▲ 施特劳斯

斯蒂芬·格雷戈里：你跟他上课的那些年大概是在45年到49年吧？

大卫·洛文塔尔：直到他离开。

斯蒂芬·格雷戈里：去芝大——

大卫·洛文塔尔：是的，我当时陪着他的狗上了火车。

斯蒂芬·格雷戈里：他有一只狗吗？

大卫·洛文塔尔：叫施维奇（Schwulch）。

斯蒂芬·格雷戈里：这样啊。

大卫·洛文塔尔：是的。

斯蒂芬·格雷戈里：在芝加哥，我不认为——

大卫·洛文塔尔：我想[施维奇]是雾蒙蒙的意思，或者——是的，他养了只狗。叫施维奇。

斯蒂芬·格雷戈里：知道了。

大卫·洛文塔尔：是的。到那个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更加了解他了。但那——我跟他在一起的经历在他离开之前就只有两三年。不过我已经尽力选了我能选的所有课。

斯蒂芬·格雷戈里：在这些日子的课堂里，有没有经常上他课的学生会沿着同样的思路挑战他——你知道，比如学生会发言说：“好吧，你怎么能说价值不是相对的呢？或者——”

大卫·洛文塔尔：噢，是的。这些课里有两种学生：新来的学生和[已经上过他的课的]老生。老生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说服了，他们基本上会把这场论争当做自己已经经历过的事。但是新来的学生总是会这么做，一般不会太咄咄逼人，你知道的，不会太好斗，而只是表达他们的观点。你知道的，就像：“教授，你怎么会相信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呢？”他会耐心地尝试说服他们至少去开始关注其它的东西。一般来说——我的意思是，我记得只有一次情况里某个学生花了很久时间[去接受]。这个情况发生在我一个芝大的朋友身上，我听说的。你听说过列奥·温内斯坦（Leo Weinstein）[2]吗？

斯蒂芬·格雷戈里：没有，我不认识列奥·温内斯坦。

大卫·洛文塔尔：我想列奥应该去世有一些年头了。他曾在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任教。列奥是个天才——首先，我想说的是我跟他相识已久；他住在康尼岛（Coney Island），离我在布鲁克林（Brooklyn）住的本森赫斯特（Bensonhurst）很近——他是一个天才生物学家，对现代科学的华丽图景深信不疑。我被告知在列奥去了芝大的时候，而当时施特劳斯又对现代科学持有种种质疑，列奥真的很把他当做敌人看待，当做一个论辩的对手——还有雅法（Jaffa）[3]，他当时一直跟着施特劳斯一起，也是一个同等够格的论辩对手。但是最后，也许是两三年后，或者至少是一整年后，他（温内斯坦）最终发现[施特劳斯的观点]是有些道理的。到最后他成为了一个全面的追随者。他是个很奇怪的角色，或许是一个更符合自然的角色。他从来不写作。如果你想要去找他的文章或者著作，你是找不到的。但是他是你所可能见过的最有思想的人之一，并且在所有重要的文本方面都造诣很高，跟他聊天也感觉很棒，但有些原因让他无法动笔。一般来说的话，我觉得——这只是猜测——应该是完美主义的原因；他总觉得不够完美。如果他没有透彻地弄懂一个东西，他就不会下笔去写。

这让我想起了我和施特劳斯之间的事：我有一次写了一篇关于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的论文。我把它交给了施特劳斯，然后他回复如下。他说：“这是我在这个方向上读过最好的文章，但先别发表”——意思就是这里还有一些我没有弄懂的东西。我之后再也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了。我觉得这[也]是列奥的本能倾向。

所以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你在问这种抗拒当时是不是一直出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抗拒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在任何一例中都没见过一个人可以在听了施特劳斯几节课后最终还是没有被说服，你知道的，他是对的。我是说，我个人没听说过一例那样的例子。

▲ 哈利·雅法

斯蒂芬·格雷戈里：施特劳斯是怎么看待他在新学院的学生的？他们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和他的关系是怎样的？

大卫·洛文塔尔：嗯，新学院里既有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也有年纪比较小的学生。这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地方。人们会回到研究生——我们这里说的是研究生院，而不是成人教育中心——他们会在经过一些做其它事情的经历后，回到研究生院读书，所以他们可能年纪比较大或者不是本科应届毕业生。我记得他很喜欢乔·克罗波西（Joe Cropsey）[4]和哈利·雅法，并对他们评价很高。但是你知道的，我当时年纪相对较小，我不了解——我显然不太了解他们那一届，他们是我的前辈。但是我甚至对自己这一届也不太了解——顺便说一句，迪克·肯宁顿（Dick Kennington）[5]当时是我的同班同学。

斯蒂芬·格雷戈里：噢，真的吗？

大卫·洛文塔尔：是的，我们在一些特定的课上会坐在一起并交换意见。但是有种感觉就像新学院在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一样。它只存在于它的课堂里，这里大家在特定的时间里学习，却不住在一起，[因此]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核心把他们稳定地团结起来，使得他们能够有身份认同感，你知道的，就像说：“我是这一届的一份子，47届或者48届之类的。”所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群个体，你可能会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但是不会认识太多其他人。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那一届有多少人——那一群人，那一个年级的人。我至今不知道。但是我确实认识跟我关系好的一些人，迪克·肯宁顿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一起上了里兹勒（Riezler）[6]的课，还一起上过施特劳斯的课。所以我的印象是，施特劳斯对每个人都只是一种友善的态度，而非亲密的态度。没人叫他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先生。更从来没有人想过叫他列奥。没人能够想象他会让别人这么称呼，你懂的，像个美国教授一样：“叫我乔就好。”不会的，他不会这么做。但是他是友善的，并且偶尔——只会和几个人，就像产生了友谊——他会和特定的学生走得近一点。

我知道在芝大，他们写的关于福克纳（Faulkner）和布鲁尔（Bruell）[7]的信里显示，这两个孩子是他特别地，是他非常非常喜欢的学生并且很亲近的学生。所以我肯定这也会发生在新学院。[但]我认为这更难发生，因为它自身没有芝加哥大学那样的凝聚力。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大家住在哪儿。我想我当时去过施特劳斯的公寓，但那只是因为我跟他稍微更熟一点。但是你根本想不到；大家几乎是住在城市各处。

我想跟你说一个新学院里的机构，我看见施特劳斯也在里面活动过。那是一个叫综合研讨会（General Seminar）的机构。它只在某个特别的意义上才是一个研讨会；它是研究生院教师的每月会议。所有的研究生院教师都会被邀请，并且某人会进行发言，要么是某个教师，要么是一个校外的人，某些名人。但并不是每个研究生院教师都会出席这些活动，只有很少的去了。校外的那些人并不只是被邀请过来发言的，来做个演讲，还有其它机构的教师也被邀请来了。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来自纽约大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人坐在听众席里，有时还会参与互动。所以有次当某个发言者——我不太记得那是谁了——施特劳斯在那些会议里一般不说太多话。但是发言后会有个问答环节，在那次发言里，施特劳斯站起身来，他非常非常生气，非常的愤慨。他纠正了那个发言者，尝试告诉发言者他似乎忘记了经历过纳粹——经历过纳粹德国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他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致像：“我并不觉得有必要让我站起来提醒你纳粹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真的投入进去了。我不记得其它他发言的场合了，因为那些都是学术生活里的一些意见交换。但他的观点——他从来都不只是站起来聊几句。如果他认为一个观点很重要，他就会表达出来。

据我所知，他和其它教师的关系还不错，但是这很难从外面打听到。我知道埃里克·胡拉（Eric Hula）[8]是他很好的朋友，还有库尔特·里兹勒也是他的好朋友——你懂的，类似于一个德国人的圈子。但除此之外就不太好说了。施特劳斯是一个学者，你知道的，是一个转变为学者的哲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思考和写作。

我确实记得一些事。我不知道你对这些事感不感兴趣，但是有次他告诉过我他是怎么睡着的。我很感兴趣因为我知道这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他说他会在思考柏拉图的洞穴喻和线喻并想要完全理解它们的时候睡着，这基于他觉得自己真的没有理解它并且努力想要弄懂细节等等之类的事情。接着他就会在思考的时候睡着。（笑）

在另外一个场合；话说回来，这是因为——只是因为它是那么的不寻常，所以我会提到它的。我们当时正在新学院里走上楼。他不喜欢乘电梯因为他说爬楼有利于他的心脏。他坦白说他很喜欢吃冰淇淋，所以他需要通过爬楼梯来抵消冰淇淋的[对心脏的不良]作用。所以当我们正要爬楼梯的时候我问他，因为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事，问他是否相信进化论，我当然以为他会说他当然相信。好吧，他做了个完全相反的回答，他说：“当然不。”我记得我当时是如此震惊，以至于忘了追问。我没有说：“为什么不呢？”我当时特别诧异。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你知道，一个高等教育领域，具有高级知识的人，竟然说他不相信进化论。我不敢相信。我当时想听他的意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意见。我想着他会说：“我当然相信。”所以在后来几年里——你知道的，在我课堂的经历里，他再也没有像那样讨论一些事了，讨论那些你觉得他可能会在课堂上讨论的一些现代科学的显著例子。至少我不记得了；可能讲了一两句关于从低级衍生出高级的困难，从猿类衍生出人类的困难，但没有做一个总体的评价。我认为他肯定是想对一个更加宏观的自然提出他的看法，所以他会避免陷入细节。但是我确实知道他在这方面关注很多。他有他最喜欢的生物学家。是一个德国人，我一下子记不起名字了。但那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很有名的德国人，写了很多关于动物的著作[9]，他是研究动物的，并且撰写了关于动物的著作，他是他最喜欢的[科学家]。

你可以看到他有关注一些特定的事项，但是却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把他们引入课堂。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我认为他从来不自视为精通数学或者精通于一些需要认真学习现代科学的东西。我觉得他应该在这方面总是依赖于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10]，他不认为他自己能够做到。

▲ 雅各布·克莱因

斯蒂芬·格雷戈里：你是怎么在那四年里碰巧跟他变熟的？我的意思是，你——

大卫·洛文塔尔：嗯，我应该提一下另外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要和施特劳斯夫人去科德角（Cape Cod）度假。我忘记是哪一年了；也许是47年，47年夏。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11]和我一起外出去拜访他，并且得到了热情的招待。[12]他称——你知道他对施特劳斯夫人的昵称是“Mama”。

斯蒂芬·格雷戈里：我不知道这个。

大卫·洛文塔尔：好吧，显然他对她非常非常好。他从来不会专横傲慢地对待她，你知道的，就好像他地位更高一样。我的印象里他在和施特劳斯夫人的关系里要么是平等的，要么是地位更低的。她人非常好，非常安静。哈维和我，我记得我们当时拍了些照片，哈维可能还留存着其中一些。他给哈维起的名字是——他当时给哈维起了个昵称，叫兔子（Rabbit）。那个时候——他是杰弗逊奖（Jefferson Award）[13]的获得者——但是那个时候他很腼腆且非常安静，所以他就有了这个昵称。但是你知道的，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关系非常亲切，我记得他们做了一点午饭。在那些场合里，施特劳斯无所不谈。换句话说，那些不会出现在课堂里的事，就像——他很少谈论时事；他很少谈论政治，包括美国政治。非常少。但是在家里的非正式气氛里——无所不谈。他会谈论其他学者，你懂的，他会拿这个那个开玩笑。几乎任何事都会被提起，任何事都会做。拿其他同事开玩笑之类的。

除此之外我就不太记得[我是怎么和施特劳斯变熟的]了。我甚至无法跟你描述它——但有时候我想学生得要表现出一种乐于帮忙的兴趣或者想法，或者能够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帮把手；然后一点一点的，你就会跟他更熟了，类似于私交上的。但是除此之外的，我就不太确定了。

对于其他学者，他有时会很刻薄。你懂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德国人的习性还是什么的，但是他觉得他们（中的一些人）都真的很蠢。当然，这是在私下的谈话里提及的。他不会这么对待学生，你知道的。我从来不记得——他对待学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肮脏的事，但我觉得其他人可能就不一定了。我的意思，是，他对个人操守有着很高的标准。如果他觉得你违反了这些标准，那么他是不会容忍你的。但除此之外，他的学生毕竟是他的学生，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其中有些会比其他人更聪明。他，根据我的经验——从我的观察看来，我想——当然，我想说的是，我在施特劳斯课上的表现并不像我认为我应该做到的那么好。我在大部分课上都表现的很好，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门课我拿了B还是B+，当时我很懊恼，想着我自己怎么会这么笨。但无论如何，他有几个非常聪明的学生。伯纳德特（Benardete），我想说的是[14]——

斯蒂芬·格雷戈里：伯纳德特当时在芝大。

大卫·洛文塔尔：后来他回到了新学院和纽约大学教书。但是伯纳德特是——他[施特劳斯]有一些如此出色的学生，你知道的，就像奇迹一样。雅法革命性地创新了对美国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林肯的。他就像我的一个偶像。你知道的，这在很多事情上显而易见：哈维——他[施特劳斯]吸引了很多水平很高而且[对知识]久久求而不得的学生。所以施特劳斯——这就是为什么芝大真的很关键：正处于国家的中心位置，总体上作为一个学术机构拥有杰出声望，因此自然地就吸引了优秀的学生。[芝大]从全国各地吸引着他们，甚至可能是从世界各地。我不知道施特劳斯[的影响力]是否是世界性的；现在我觉得[他的影响力]是世界性的。

但他在新学院的学生主要是美国人，可能有一点点出入，但我记得的主要是美国人。在这里，这个曼哈顿的小地方[15]，你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发现某种珍宝。但在芝大，情况完全不同：他们的名声、地位，等等。我认为，这对他而言是理想的条件。幸运的是他还或多或少地引起了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6]的注意。然后他就得到了那些他应得的东西。

我想跟你提一个你肯定也多少思考过的一件事。即：你知道在他的写作里，施特劳斯会谈“哲人”（the philosopher）。哲人是一个谈论或者做这种事的人。我认为关键在于抽象地来说不存在一个这样的人。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哲人，但也有海德格尔[这样的]。20世纪的哲学能够说明，我指的是完整且最佳意义上的哲学能够说明：它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代表，那就是列奥·施特劳斯。但想想其他人：海德格尔，一个纳粹分子；科耶夫，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工具，斯大林的工具——就像被证明的那样。但那仍然是哲学；他们因其智识深度而被施特劳斯钦佩，然而看看他们的下场，[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在施特劳斯所使用哲人一词的意义上，他自己是唯一那个真正捍卫哲学的人。他就是那个哲人。那些其他人，无论他们的知识从某些方面来说有多么高深，最后都证明在其它方面有着严重的错误，想要用这些人来给哲学打广告，肯定不合格。你知道，人们会担忧这些人被大众钦佩或被赞扬。就是这样，[这是]外行的看法。

▲ 年轻时的科耶夫

注释

[1] 艾诺拉·盖号是第一架投放原子弹的美国飞机，原子弹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城市广岛投下。

[2] 列奥·温内斯坦：见“访谈中提到的人物”（后文简称“人物”）。[译按：“访谈中提到的人物”的文件可见芝加哥大学列奥·施特劳斯中心官网，https://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interviews-with-former-students/]

[3] 哈利·V·雅法（Harry V Jaffa）：见“人物”。

[4] 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见“人物”。

[5] 理查德·肯宁顿（Richard Kennington）：见“人物”。

[6] 库尔特·里兹勒（Kurt Riezler）：见“人物”。

[7] 罗伯特·福克纳和克里斯托弗·布鲁尔（Robert Faulkner and Christopher Bruell）：见“人物”。

[8] 埃里克·胡拉（Eric Hula，1900-1987），出生于奥地利的政治理论家，自1938年任新学院教授。

[9] 阿道夫·波特曼（Adolf Portmann，逝于1982年）。他的部分作品已经被译为英文，例如，《作为社会存在的动物》（NY：Viking Press，1961）.

[10] 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见“人物”。

[11] 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见“人物”。

[12] 校对者注：此处洛文塔尔明显记忆出现了偏差。根据哈维·曼斯菲尔德（生于1932年）在同一系列访谈中的回忆，他是在1956年作为研究生回到哈佛之后，才认识了洛文塔尔。在同一篇访谈中，曼斯菲尔德也提到，他认识施特劳斯是在他于1960年赴加州任教之后。因此，洛文塔尔这里提到的这次拜访，绝不可能发生在1947年。

[13] 译注：曼斯菲尔德的讲座《怎么理解政治：人文能对科学说些什么》（How to Understand Politics: What the Humanities Can Say to Science）曾于2007年获得杰弗逊讲座奖（Jefferson Lecture），该奖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委员会设立。

[14] 瑟特·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见“人物”。

[15] 译注：新学院位于纽约曼哈顿。

[16] 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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